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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随着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的制度、技术、文化，社会各领域与欧美接轨成为一大潮流和趋势，为了适应这一时代需要，明治五年日本太政官紧急发布339号“改历令”，宣布从次年1月1日开始采用西历也就是俗称的阳历。
同时废除使用了1000多年的旧历。伴随改历，日本旧历中种种节庆习俗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新历的1月1日从此被规定为日本新年，并立法给予确定，一直到今天。
但是出乎林野预料的是，这个世界的日本的这条改历令居然没有出现，所以这里的日本和中国过的是同一个新年。
二月初，早稻田大学的冬季学期也即将结课。
临近新年，这时的林野心底也泛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走在街上都能看到各家店铺都挂满了福袋，日本人喜欢在在过年之前购买福袋。
福袋里面是商家装的小商品，这些小商品虽然可能没有什么用，但是因为价格便宜，还能带给人们福气，所以日本民众也非常乐于购买。其实就是为了讨一个吉利。
街边家家户户还会在门口上方拉起一条草绳或草绳圈，这被日本人称为“注连绳”。
有的人家会在门上摆一些松竹，叫“门松”，或者是鹤和龟等象征长寿的动物做成剪纸贴到家里，祈求平安和幸福。
日本人过年前还喜欢给人寄贺卡，林野就已经收到了好几张贺卡，也算是他们新年祝福的一种。
话说回来，我给日本的新年贺礼不知道他们收到没有呢。
林野嘴角泛起捉弄人的笑容。
......
“主编，那个......”藤宗胜彦像是被什么吓到了一般，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袋来到坂本安吾面前小心地说道。
“胜彦啊，都快过新年了，新年就该喜气洋洋的嘛，有什么事情好支支吾吾的，赶紧说”
坂本安吾红润的脸颊，豪放的语气，好像也安抚了藤宗胜彦，他舒缓了一口气，开口道：
“主编，林野君上午寄了一份新的稿子给我，是手写稿......”
“林野君的新作品！这是林野君的给我们《文艺春秋》的新年礼物嘛！太棒了！
不过你刚刚支支吾吾干什么？难道写得不好？没关系即使写得不如《熊的铺路石》或者《雪沼》也没关系，作为两国纯文学新一代的领袖人物，他的新作品只要不是下滑的厉害，也一定是能够大卖的！”
坂本安吾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他手舞足蹈，越说越兴奋，狂热的说到大卖的时候，藤宗胜彦惊恐的眼神。
“不是写得不好，是写得太好了，而且林野君的语言变化极大，虽然之前就听中国的读者说过林野君很擅长为文体找到最合适的语言。
但是和《雪沼》语言的反差，还是令人惊叹，哦，不对！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问题是主编，问题是这部小说，它......”
藤宗胜彦话没说完，就被坂本安吾喊话。
“写得好那你还愣在那里干嘛？快把稿子拿给我，这可是林野君的手写稿，像他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以后一定会留名在文学史上的，手写稿我就笑纳了。”
坂本安吾发现自从接受林野成为日本纯文学新生代领袖之后，他整个念头都通达了。
历史第一位两国共同认可的新生代文学领袖，即使目前还只是民间的认可，那也代表了源源不断的关注度和流量啊。
有这样一名作者在他们旗下，不正是他这个主编最大的功绩嘛。
“和这期排版的同事们说一下，我们要把这部作品放在封面上，字体加到最大就还要加粗！我要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期有林野君的重磅作品发布！”
“主编，可是，你要不还是再看看作品吧.....”藤宗胜彦坚持。
看着平时听话的藤宗胜彦今天一反常态，坂本安吾也是犹疑了，从信封袋里拿出用装订机钉在一起的厚厚一叠稿纸。
之后他示意藤宗胜彦关上办公室。
翻开稿子，在上面顶端的居然不是作品，而是林野写给读者的话：
“尼采认为，悲剧意识源于人类在巨大而不可知的宇宙面前，本能感受到自身的脆弱和渺小，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和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分裂和对立中产生的。
悲剧由此不仅仅是悲伤的感觉，还蕴含着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是酒神精神的显现，是弱者的不屈与反抗，是生命力的彰显与勃发。
“悲剧主角，这意志的最高现象，为我们的快感而遭否定，因为它毕竟只是现象，它的毁灭丝毫无损于意志的永恒生命。
尽管人生充满痛苦与屈辱，但是不应该否定“生命意志”，而应该肯定它，生命的强力正是在对不公与屈辱的反抗中显现出来的。
与此同时，悲剧精神来源于“悲剧主角”对现实境遇中存在的屈辱与不公的控诉与反抗。
我笔下的主角秋幸，一位带有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控诉者与反抗者。“部落民”（贱民）的身份烙印促成他悲剧意识的形成，也是这个故事的源头。
我写下这样一部悲剧，不是想写悲剧，而是因为在此刻，在此时全日本欢庆新年的时刻，仍然有人经历着故事中的一切。
他们不懂尼采，不懂酒神精神，甚至可能不懂什么是悲剧，因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本身，就是悲剧。
看完这段话，坂本安吾就心下一震，因为他看到了日本文明世界里极其避讳的一个词“部落民”。
但是坂本安吾明白，林野不是开天破斧第一人，甚至在日本国内读者群中只要一提到部落民问题，首先映入脑海的只是岛崎藤村的《破戒》，濑川丑松就像是影视巨星一样，在读者的内心扎根。
但《破戒》也不是部落民题材的开山之作。明治二十年代初。把部落民的现实问题幻化成具有文学生命的是松家绿的《开明世界，新平民》和三品华彦的《砂中的珊瑚》。
但由于时代准备和读者的思想境界的局限，所以这二部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更别说是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随着部落民问题矛盾的日益尖锐，文学家们面对这样
一个鲜活的社会题材怎么也做不到无动于衷了。
明治三十年，日本的知识分子开始更多的关注这个社会问题，相继也就涌现了不少这一题材的小说，就仅仅是他坂本安吾有印象的就有：
明治三十二年，清水丰子的《移民学园》，明治三十六年，广津柳浪的《何罪之有》。同年，渡边霞亭的《想夫怜》。直到大正时期，部落民题材创作仍然没有被遗忘，严野泡鸣的《部落的女儿》。大正后期至昭和初期，贵司山治的《纪念碑》，岛木健作《黎明》等等。
但其中为日本读者耳熟能详的当属广津柳浪的《何罪之有》和岛崎藤村的《破戒》这二部作品。
......
由此可见，“部落民”的问题，虽然作品不多，但是却一直有作家持续书写。
即使是个敏感话题，但是又不是没人写过，真不知道胜彦那小子在害怕什么呢。
就此，坂本安吾翻开了这部后来他在采访中声称，让他重新认识日本和林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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